1935年冬天的陕北，毛主席拿笔写了一张条子。字不多：请你部借二千五百元给中央，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的问题。落款是他自己的名字，收条的人是刚会师不久的徐海东。

写这张条子的人，是个连钱都不肯碰的人。卫士长李银桥记得他说过一句大白话：我不摸钱，我就讨厌钱。工资多少、稿费多少，他一概交给别人管。

可革命这桩事，光靠不摸钱办不成。他这一生真正低头向人张口要钱，前后就那么三回——1920年一回，1935年一回，1936年一回。后人常说，那是他一生最窘迫的三次开口。

老师留下的那封信，成了他敲开上海大门的钥匙

第一次开口，在1920年春天的上海。那年他二十七岁，他带着杨昌济留下的推荐与托付。

1920年1月，杨昌济病逝前给老友章士钊写了一封信，郑重推荐两个学生。

信里那句话说得很重：吾郑重语君，二子海内人才，前程远大，君不言救国则已，救国必先重二子。

二子，一个是蔡和森，一个就是毛泽东。章士钊与杨昌济是同乡、同窗、几十年的至交，这封信的分量，收信人一看便知。

上门那天，毛泽东没提别的。他只说，有一批有志青年要去欧洲勤工俭学，缺一笔钱，请章先生帮个忙。

那时湖南青年成群结队往外走，新民学会里就走了蔡和森、向警予、蔡畅这一批人。可船票要钱，落脚也要钱，青年们只能自己想办法。

章士钊当即应下，随后发动上海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捐款。他横跨官场与进步文人圈子，一句话递出去，回音不少。最后凑齐约两万银元，一分不留，全交到毛泽东手上。

约两万银元是多少钱？那时候一块大洋能买三十斤大米，一个普通工人辛苦一个月，到手也就十几二十块。这笔钱部分用于赴法勤工俭学，部分用于湖南革命活动。

钱一部分供同志们渡海去欧洲，另一部分他带回湖南，投进了革命活动里。

这笔账他记了大半辈子。1963年初，他跟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闲聊时忽然提起：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钱没还呢。四十多年过去，他连当年钱是怎么募来的都说得清清楚楚。

七千人只剩一千多块大洋，一张借条递了出去

第二次开口，是被冻出来、饿出来的。

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，到达陕北吴起镇。出发时八万六千人，这时只剩七千余人。

红军采办处主任杨至成把家底盘了一遍，结果摆在毛泽东、周恩来面前：七千多人，一千多块大洋。

折下来人均不到一毛五，连一顿像样的饱饭都排不上。周恩来当时就急了——这么多人要吃饭，将来还要打仗，钱从哪里来？

难处是几层叠在一起的。长征一路打下来，人和物资都耗得见了底。陕北这块根据地人口只有五十来万，土地又贫瘠，老百姓自己都紧巴巴，实在养不起这么多部队和机关。

外头还有一道箍。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，禁止军用品和日用品输入边区。

冬天不等人。12月23日，彭德怀发来电报，请求给战士每月发一块钱零用，中央拿不出。四天后，又有将领来电告急，说没有棉衣、没有柴火，战士们都冻坏了。

就是在这个当口，毛泽东想起了几天前刚会师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。他跟杨至成说，我给你写个借条，你拿去找找徐海东如何。

条子送到，徐海东与供给部长查国桢商议后，决定支援中央。红十五军团一路从鄂豫陕边区打过来，手上攒着七千块大洋——那是他们一场一场拼出来的过冬钱。查国桢有过犹豫，自家部队也要熬这个冬天。

徐海东的决定是：留下两千，送五千给中央。借条上写的是二千五，他给了双倍。第二天，五千块大洋就送到了。

送去的还不止钱。每个班挑一挺最好的机枪，加上弹药、衣物和医药用品，连最精锐的骑兵团都交给中央指挥。供给部部长叶季壮拿到东西时说了句：这真是雪中送炭啊。彭德怀见了徐海东，直接叫他财神爷。这五千块主要解决了中央红军吃饭穿衣的问题。

一封托潘汉年面呈的信，换来五万美元

第三次开口，隔了不到一年。

1936年10月，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。人聚齐了，钱还是没有，全军经费只剩千把块。

战士的草鞋磨穿了底，单衣上摞着补丁，夜里围着篝火也压不住寒气。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红军仍面临严峻的经费和物资压力。

外援也断着。上海的电台早被破坏，长征途中与莫斯科失去联系，渠道一时接不上。

这一次他把信写给了宋庆龄。1936年9月18日，毛泽东提笔致信，请她推动国共合作、联络国民党高层，信由潘汉年面呈。

宋庆龄与中共的往来早有些年头，一直通过地下交通线保持着联系，潘汉年正是这条线上的人。

信之外，还有一件更实在的托付：他原想请宋庆龄出面，向宋子文借五万美元。这条路走不通——宋庆龄与宋子文政治立场早已分道，多年不相往来。

五万美元在1936年是什么概念？按当年汇率约合十九万法币。红军全军的家底才千把块，这笔钱是名副其实的天文数字。

据宋庆龄1969年3月17日致廖梦醒的信记载，她把上海莫利爱路的寓所抵押了出去，又拿出孙中山逝世时留给她的抚恤金，凑足五万美元寄了过去。

那封信里的话轻描淡写：1936年毛主席请我向宋子文借钱。但我与子文已不来往，只好抵押房子，凑足五万美元寄去。

这件事她从不对人提，据宋庆龄1969年信件记载，钱由她抵押寓所并拿出抚恤金凑足，隔了三十多年才第一次落到纸上。据这封信记载，1954年底，潘汉年把毛泽东的还款交到了她手上。

钱能还清，情还不清

三次开口，跨了十六年。对象一个是北洋名流，一个是红军将领，一个是孙中山的遗孀，隔行隔界，可三次求助都得到回应，有的给钱，有的还给予物资支持。

为什么会由他来开这个口？这与当时的历史处境有关。几次求助都发生在革命事业面临经费和物资困难时：青年出不了海，战士穿不上棉衣，队伍撑不到开春。

这三笔钱，没有一分落进他自己的口袋。他自己那本账是另一套算法。管家吴连登说得实在，给毛主席管家最大的难题，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。

到1976年，他的稿费一共124万元。他认定那是党的钱、老百姓的钱，一分没有私用。

欠下的账，他一笔一笔还。1963年他让章含之转告父亲：从今年春节开始还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，一年还两千元，十年还完两万。

章士钊听完哈哈大笑，说确有此事，主席竟还记得，随即嘱咐女儿回话——不能收此厚赠，当年那是募来的钱，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。

毛泽东笑着解释，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，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，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。要是说明是补助，行老那个脾气肯定不收，所以我说是还债。

从那年起，每逢大年初二，两千元准时送到章家门上，一送十年。1973年他又提出：从今年开始还利息，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，就这样还下去。

对徐海东，他念了一辈子。他在干部大会上讲过，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，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五千块大洋。他称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。1969年九大开幕，他上台第一句话是：徐海东同志来了没有。

一个说自己讨厌钱、从不摸钱的人，一辈子在钱上低了三次头。那三次都被后人看作他最窘迫的时刻，可窘迫的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处境——身后是几千个等着吃饭穿衣的人，是一船要出海的青年。

所以那张写着二千五百元的条子，他不得不写。钱能一年两千地还回去，那份在最难的关口有人应声的情义，在后来的回忆中一直被反复提起。

参考资料：

人民日报：毛泽东向徐海东借钱的故事.人民日报社

红星网：章士钊为毛泽东筹集"建党经费.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

毛泽东书信选集.人民出版社

毛泽东年谱（1893—1949）.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

宋庆龄1969年3月17日致廖梦醒信.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